在漫长而艰难的长征途中，红军一路走来，步步为营，与国民党军队周旋，几度陷入绝境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危难之时，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红军指挥员的正确决断，挽救了濒临覆灭的革命力量，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其中，遵义会议被广为人知，但实际上在遵义会议之前，还发生了三次更为关键的会议，这三次会议对红军转移阵地、寻找突破口至关重要，它们的重要性不亚于遵义会议。那么，这三次会议分别是什么？它们又是如何影响了红军长征的进程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
一、陷入重围，转机何在？
1934年12月，随着湘江战役的结束，红军渡过湘江，进入湘西地区。然而，这片区域早已被蒋介石的＂追剿＂大军重重包围，红军陷入了困境。
时任＂追剿＂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，早在湘江战役之前，就在湘西南一带大肆进行防御工事，构筑碉堡封锁线，企图迟滞红军行动。待红军渡江后，他立即将所属部队编组为三个兵团，分别负责对红军主力、红二、红六军团的围剿追击。
与此同时，桂系军阀则在马蹄街、石村等地集结重兵，防止红军突围北上。在上述形势下，中共中央仍决定红军继续西进通道，准备转而北上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红军遭遇了一大阻碍——老山界。这是一座海拔两千余米的高山，群峰耸立，悬崖峭壁，气候恶劣，给红军的前进带来了巨大阻力。
尽管如此，红军仍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，在12月4日开始翻越老山界。经过一夜行军，红军终于胜利通过，进入龙胜县境内。但在龙胜，红军又遭遇了新的困难: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特务的蛊惑，对红军存有戒心，不少人逃进了深山。红军不得不暂时宿营，同时安抚群众、消除谣言。
就在红军陷入龙胜一带之时，国民党＂追剿＂军的主力也已分别抵达城步、绥宁、靖县、武冈等要塞，构筑工事严阵以待。其中，湘军陶广部有意截击红军主力；桂军进驻马蹄街、石村一线，黔军到达锦屏、黎平地区，若红军继续北上，必将陷入重重包围。
面对如此严峻形势，红军能否突围？前路如何？转机又将从何处来临？这无疑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刻...
二、艰难抉择，英明策略
红军渡过湘江后陷入重重包围，前路险象环生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中央军委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:是坚持原定计划沿湘西北上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？还是放弃这一目标，另寻出路？
最初，中央军委执行部长李德等人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行事。他们认为，红军已耗费巨大代价抵达湘西，若此时中断前进，将使之前的付出前功尽弃。况且红二、红六军团在湘西虎视眈眈，若一旦会师，红军实力将大为增强。
然而，现实环境已与之前判断出现严重偏差。敌军＂追剿＂大军已严密部署，重兵拦阻湘西之路，若坚持北上，必将陷入万全之囫围之中。
面对这一险局，毛泽东先生洞见大局，认为按原计划行事己失时机，必须另辟蹊径以求自保。他提出应放弃北上目标，转而西进贵州，在那里建立根据地，发展壮大自己，以待时机。
针对毛泽东的建议，中央军委内部一度存在较大分歧。李德等人仍固步自封，认为断然改变已无益于革命事业；而周恩来、张闻天等人则持不同看法，他们虽未完全赞同毛泽东，但也意识到现有计划已行不通，需要调整方针。
就这样，在中央的持久激辩之下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红军却无法即时作出决策，行止迟滞不前。眼见形势日益严峻，毛泽东无不焦虑万分，多方周旋、苦心争取，终于在12月中旬说服了多数人同意改道西进贵州。
这一决策，切实改变了红军的危局，为最终能够突出重围、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。从湘江到贵州黎平，红军绕过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，避实就虚，赢得了宝贵喘息机会。
随后在贵州黎平、黔东等地，红军会合了红四方面军，并陆续得到红军工农革命军及红二、红六军团部分力量的增援，人员、火力大为壮大。在此，红军开辟出了黔北、川南的根据地，得以休整并酝酿新一轨的进攻战略。
正是由于做出了这一转折性的决策，红军避免了在湘西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，保存了革命的火种，为最终东渡黄河扩大根据地、开辟新战场奠定了基础。而这一切，都缘于毛泽东先生的高瞻远瞩和中央军委最终的英明决断。
三、化解内讧，团结一致
改道西进贵州的决策，虽然拨云见日，为红军指明了新的方向，但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阻力。其中最大的障碍，就是中央内部对于前路抉择的持续分歧。
自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建议以来，中央军委内部就出现了激烈争论。李德等人一味固步自封，坚持按原计划北上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，视毛泽东的主张为＂机会主义＂。他们认为，放弃会师就等于抛弃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，更意味着革命事业的半途而废。
与此同时，周恩来、张闻天等人则持不同观点。他们虽没有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西进之策，但也意识到原定计划已行不通，需要进行相应调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央军委陷入了长期僵持的困境，双方观点都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。
面对如此僵局，毛泽东并未气馁，而是在中央内部不遗余力地进行游说。他多次与各方人士坦诚沟通，耐心解疑释惑，就西进贵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一作出解释和论证。
同时，毛泽东也注意到，在中央各阶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，因此权衡利弊、兼顾各方利益也是化解矛盾的关键所在。为此，他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方式:对于李德等人，他虽然直率指出其固步自封的错误，但也没有贸然否定其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；对于周恩来等人，他则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。
正是凭借着这种＂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＂的气度，加之其对大局的高度把握，毛泽东最终在中央内部赢得了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尽管仍有少数人对西进贵州抱有怀疑，但至少不会公开顶风作梗。
团结一致之后，红军的行动也就拨云见日。在中央和主力部队的带领下，红军各路分散的力量也纷纷向贵州大步流动。12月下旬，经过一番波折，红军终于在黎平聚集完毕，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。
此后，红军在贵州黎平、黔东等地会合了红四方面军，并陆续得到红军工农革命军及红二、红六军团部分力量的增援，人员、火力陡然壮大，奠定了未来反攻的基础。而这一切，都要归功于中央内部分歧的化解，以及毛泽东卓越领导才能的发挥。
四、转机来临，突围有望
经过持久的内部争论和艰难抉择，中央军委最终决定改道西进贵州。这一决策，无疑为红军陷入的困境指明了出路。
首先，西进贵州意味着红军将绕过湘西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。当时，蒋介石的＂追剿＂大军已将红军主力和北上的红二、红六军团团团围住，若仍执意北上，必将陷入万全之困围。而改道贵州，则可避其锋芒，躲过重围。
1934年12月下旬，红军遵照新的决策，改道西进，先后通过龙胜、绥宁等地，转入贵州境内。其间虽遭遇零星袭扰，但都未遇重大阻力。到12月底，红军主力已全部集结在黔北地区。
在贵州，红军不仅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，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新的落脚点，为日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。根据当时的决策，红军拟在川黔一带建立根据地，发展新的力量。
而就在红军主力进入黔北之时，其他路线上的红军部队也纷纷赶来会合。1935年1月，红四方面军在黎平会师；2月，红军工农革命军也与中央主力胶着；3月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剩余部队继续向黔北转移。
至此，红军各路分散的力量终于重新集结，大军云集，战斗力大增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仅中央主力就有6万余人，加上其他部队，红军在黔北地区的总兵力已超过10万。
凭借如此雄厚的力量，红军在黔北、川南很快建立起一系列根据地，形成了新的革命大本营。与此同时，中央也着手酝酿新的反攻计划，为日后的长征东渡黄河作充分准备。
可以说，西进贵州的决策几乎彻底扭转了红军之前的被动境地。在贵州会师后，红军终于不再是游击队的散兵游勇，而是一支拥有坚实根据地、人员火力充足的正规军队。正是有了这次转机，红军才得以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休养生息、蓄势待发，最终形成了震惊中外的大反攻。
毫无疑问，这个转机的来临绝非偶然，它凝聚着红军前期的艰辛付出，更体现了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先生的英明决策和领导智慧。正是这一系列关键决断，才让红军转危为安，在绝境中开辟出新的生机。
五、扫荡反攻，震惊中外
在贵州重新集结整顿之后，红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。在此之后，他们很快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反攻，震惊中外。
1935年4月，红军在黔北地区开始发起第一波进攻。首先，红四方面军向南挺进，于4月20日攻克黔南要地平塘，解除了长期困扰。随后，红军主力也加入战局，于5月16日占领都匀，控制了整个黔东南地区。
此役，红军几乎全歼了防御黔东南的国民党军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们又陆续占领了龙里、锦屏等重镇，进一步巩固了在黔黎甘地区的控制权。
夺取黔东南，只是红军反攻序幕。7月，红军乘胜追击，大举北渡乌江，转入湖南西部腹地。在连番进攻下，国民党军阵脚大乱，湘黔边区相继失守。直至年底，红军已完全控制了湘西南一线。
翌年1936年1月，红军发起新一轮进攻。他们首先集中兵力，对桂林、柳州等桂系军阀根据地发动猛烈冲击，迫使桂系军阀节节败退。3月，红军又趁桂系溃逃之际，直捣其腹心要地南宁，将桂系军阀彻底摧垮。
接下来，红军将矛头指向另一股主要反动势力——闽粤系军阀。5月中旬，他们开赴闽西，对福建发起进攻。当年7月，红军陆续攻克武平、龙岩等重镇后，进一步推进，直逼福州城下。闽军节节败退，福建陷入红军控制。
就这样，自1935年初至1936年底，红军在川黔滇黔湘粤闽等地发动了一系列规模浩大的进攻，所向披靡，攻无不克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他们重新夺回了当年失地，将根据地范围一步步扩大到贵州、湖南、广西、福建等省，控制了几乎整个西南腹地。
红军强劲的反攻，不仅重创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，更吓倒了仇视共产党多年的蒋介石等人。面对红军这股迅猛的汹涌澎湃，他们手足无措，只能无谓地不断调兵遣将，却难以遏止大势。
结尾
这一轮反攻，无疑是红军实力飞跃的最好注脚。仅仅两年前，他们还在湘西四处逃命，一度陷入绝境。而现在，他们已然成为一支令敌惶惶的主力，影响力远及海内外。可以说，正是这股反攻之力，才真正让世人看清了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不可否认地位。
亿?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